商人只谈政策不谈政治

“浙商是很讲政治的。现在其实从政策大势上环渤海区域政策大势绝对向好，政治中心北移。其二，空间大一点，水深一点，但是水深必有大鱼，问题是你敢不敢扎深猛子。我们浙商号称敢为天下先，现在去的浙商已经一大堆了。上海不仅是粮仓，它是永远的总部，总部发展好之后，肯定要出击的，出击在哪里最好，就是环渤海湾。”
这段话是罗欣在近期《头脑风暴》话题“比翼齐飞—经济区对话”中精彩语录的一部分。抄录于此，一来很欣赏这段话，二来这段话的确也是大部分浙商的行为心声，三来因为这段话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东西。

浙商讲政治，这是公认的。中国当今讲商帮，无非三派：晋商，徽商，浙商。徽商以儒贾之文以特色，晋商以理财之精闻世，而浙商则以把握政治之势出名。这三派当中，徽商与晋商文化最源远流长，历史积淀也最为浓厚，而浙商，恕我孤陋寡闻，真正让浙商闻名天下的我看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而已。

从历史上看，越国大夫范蠡即商人的始祖“陶朱公”跟越有过极大渊源，不过可惜他是河南南阳人，一身布衣“商以致富，成名天下”的也是在今山东定陶。到了19世纪，杭州又出了个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商人，他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本质上已然地地道道的浙商其籍贯之争在史学界却争了一个多世纪，到现在为止对他是浙江杭州人还是安徽绩溪人都貌似不能断定。故，严谨点讲，浙商以一个帮派闻名全国乃至闻名世界确确实实是我们当代的浙江商人，这一点已不必多言了。more我是浙江人，土生土长，生于80年代的我们，应该算见证了我们父辈这一代浙商的成长。谈到浙商从于政治，我突然发现无论是跟越有渊源的范蠡还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再到90年代初的浙江土商的崛起，发现在越国呆过或者自身成长起来的浙商都的确跟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蠡，能两度白手起家积累千万财富，如果他没有利用自己先前显赫的政治背景以及政治人脉，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胡雪岩，红顶商人的称号就已然足够证明他与政治的关联度，很多人对于胡光墉有些许崇拜之意，不过于我对此人并无多大认同之感；当代浙商，早期发家无一不跟政府的政策松紧度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可以说也是顺应了政策大势以一种“敢为天下先”的胆略成就了今天浙商的辉煌。故，可以说，浙商，在浙江这块土地上起来的浙商，无一不跟政治扯有关系！

然而，跟随政治的商人，是不是要谈论政治？这个问题，早熟却又晚熟的我到现在也是刚刚有所知觉。

管理者与商人，不法商人与灰色商人，商人与企业家，要区别这三对的关系，说实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对我来说，在理论上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三对关系条缕清晰的给人剖析，但是在行为上我也很难区别对待。

很多浙商关注与政治只是出于一种对商业嗅觉而所需要的敏感度需求，而我关注政治更多是出于一种对于“士”的崇拜。浙商有很多特点，如他们的嗅觉，速度反应力，赤裸裸的财富渴望以及一种接近拼命的商业斗志，但是这些东西很多层面上中国的商人都有，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其他地域的商人，而最出类拔萃的浙商其真正的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他们对于中国政治的理解程度，以及对于中国经济政策的把握深度！优秀的浙商，能通盘考虑宏观的时代背景，更能在微观企业上迎合宏观政治，这就是浙商最了不得的地方。而我，在宏观上过于假大空的思考中国政治，谈论中国民主自由的前景，在微观上更没有对我自身商科专业进行很好的契合研究。如果要自我否定，那么显然，第一步就必须否定个人对于中国政治的看法，然后就是否定一部分个人的价值观。这在我看来，是相当挣扎与痛苦的！

浙商们，从来不会对中国政治说三道四，也从来不会对中国未来指点江山，更不会公然对抗自身的权利诉求，他们更多的是尽可能结交攀附，尽可能揣测圣意，尽可能曲线迎合，尽可能官商同庆，尽可能一人得意，仅此而已。是的，他们是明智的，理性的，聪明的，更是世俗的。我完全无意指责乡人，因为这只是一种生存智慧罢了。

很多人跟我聊起中国时政，都会说起四个字：难得糊涂。通常对不同人，我会有不同的反应。何谓“难得糊涂”？“难得糊涂”重在难得，而如何谓之“难得”，贵在明知！那么，又何谓明知？就是已经能相当看透这个世界的一些内幕，潜规，真相以及历史本质。

从今天起，难得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