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道德经}七十四章：生命无善与大道为恶
这一章也是《道德经》里颇为经典的一章，最为众人所知的即为开章名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和七十五章是《道德经》里重点讲民与统治者之间关系的篇章，联系上下文更易理解。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平民都不怕死了，统治者再拿死亡来威胁平民还有什么意义？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若平民如往常一样怕死，那么一两个不怕死作乱的，我将其抓起来杀掉，谁还再敢？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即使用生杀予夺来威胁平民，也是要有司刑者负责刑杀，代替司刑者杀人的，就如代木匠去砍木材。
夫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而非自己所职）去代木匠砍木材的，很少有人不伤到自己手的啊。
这章跟七十五章是紧密结合的。哪个人是天生不怕死的？那为什么人们却不怕死了？正是因为“以其上食税之多，以其上之有为，以其求生之厚”，导致咱老百姓没法活了啊！统治者让我一个人没法活，以致上上下下全家都没得活路，本就准备玉石俱焚了，还动不动以刑杀来威胁恐吓，此不为可笑？这即苏辙说的：“政烦刑重，民无所措手足，则常不畏死。虽以死惧之，无益也。”
能让中国人不怕死不难，但能让中国人不怕死还能跟统治者对着干，那可就能耐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同胞尤其汉族人的勤劳忍耐是全世界都算得上号的，跟犹太人有的一拼，不到忍无可忍实在没有活路，基本上都能自我钻营的很乐活，就像那到处打洞的老鼠。所以，如果一个朝代的政府能让中国人造反，说明这个政府要么无能到了极品临界点，实在没法玩了，爆了，要么就是那代中国人精神上人人吃了伟哥，彻底的来一次雄起。
不过，还是那个宋朝的苏辙观察得入木三分，其曰：“（圣人）其治天下也，非为之也，因万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所以，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
苏辙这番话可是前有古人佐证，后有来者验明，可见苏辙的思想深度。
前有古人。战国整整战乱纷争了近两百年，嬴政才止戈统一十一年，最后实在逼得大家人人都没活路了，好了，始皇刚一撒腿没几天，反秦战争就打响，好不容易灭了秦，又没几天楚汉争霸开始，一打不停，前前后后连续打了五年，按说书讲得什么民不聊生，生灵涂炭都算轻了，那人口总量锐减的凄惨程度非语言可述。但谁能想文景之治父子俩才花了41年时间，就用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八个字，到武帝这个纯富二代即位时，都已“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了。
后有来者。晚晴从英法联军第一次攻入北京算起，到辛亥革命，也不长不短折腾了五十一年，什么腐朽、落后、愚昧，当朝者反正统统都安在它头上，好了，民国政府正儿八经当政的二十年间（1911-1931），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教育、经济、文化也搞得有模有样，你看其邮政、建筑、金融、教育等体系，即使拿到现在也相当高的水准。1927年起，国共第一次内战，开始内忧，1931年起，日本入侵，加了外患，再至1945年国共第二次内战，当朝者称1949年接手的时候是绝对的烂摊子，烂摊子够烂了吧，还要继续烂，大跃进死了数千万人，文革十年又死了不计其数，物质精神双摧残下，1978年，就用了“改革开放”四个字，三十年不到，这个国家又活了，还活得很好！若解决了三公消费，体制性腐败，所谓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以现在的国富水准，压根就是小土丘。什么总设计师画了个圈，什么管你黑猫白猫，什么摸着石头过河，其实根本就一句：求你，别扯我的蛋。
不论汉唐，更不说北宋，姑且明清及本朝，这个国家自生存的恢复能力是极其强悍的，其多数时候都是闲的蛋疼，为什么会闲的蛋疼？因为这个国家太好治理，这里的百姓太会照顾自己，统治者多数时间都没事干，那怎么办，折腾呗，不折腾，在中国做皇帝哪有意思呢。
所以，通篇《道德经》在治国治民方面苦口婆心的建议是，别折腾，让他去，让他去，让他去吧。太上，不知有之，最好都不知道有我统治者的存在，你好我也好。事实上，中国历朝历代，无数的实证告诉我们，中国人真的好管理，稍微开明点的朝代，这片土地上的国民所迸发出来的各个领域想象力都是惊人的。套一句阿基米德的话说：只要给我一个自由，我能让你拥有宇宙。
综上所述，中国人的底线是很廉价的，也是很没有尊严的，底线是什么？只要别挡我生路即可。只要这个朝代还有很好的活路，歪路，甚至邪路可以让我走，它就能维持下去。基本上，如果排除外部环境的政治干扰，这个国家只要经济不倒，统治者维持统治是不难的。现代社会，民众的出路纷繁多样，比之古代已经非常多样性了，而体制内的大规模利益群体培养，已经覆盖到了全民网络，这个利益网络日复一日根深蒂固，要想破除，几不可能。
政府的底线是什么？所有专制政府的底线都是一样的，不要侵蚀它的权力根基。什么都可以谈，也可以说的比做的好听，但真涉及到权力痛点，这些都是它的命门，天王老子都不能动，谁动谁完蛋，所以，即使内部已经名义上爬到权力巅峰的人只要触动了利益群体的权力根基，那也是要被碾下去的。
一个只要民富，让我有活路，一个只要权力，让我可以折腾。来来回回，你玩我，我忍你，忍不了换一朝再忍，一代又一代，同一个游戏，几千年了，一直轮回着玩。
单调不？单调。但，这就是上帝安排的主旋律。
在第七十五章，重点推演了独裁体制的诞生过程，实则推演了人类社会管理者权力的诞生过程，也推论了一个观点：独裁政府必然会贵生厚养，而平民怎么让政府无以生为则是两者之间永恒的博弈。事实上，上面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应该更进一步，只要是权力的拥有者，什么样的政府都是趋于贵生厚养的，跟独裁与民主无关，而只跟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力基因有关。只有将权力基因的属性搞明白，我认为才能真正理解《道德经》七十四与七十五章中关于民与政府之间博弈关系的本质。
那么权力的基因属性是什么？在此之前，老生常谈下人性。自古以来，人性为恶为善的争论长达千年，无论东方智慧还是西方文明，我们先回顾下人性之争。
1、 性恶与性善假设
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制度设计都是人性为恶的假设。先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比较明确人性在政治面前有缺陷，在其《政治学》中曾语“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而真正开始影响资本主义国家人性为恶的社会学基础应该是早期基督教的神学认识。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文化伦理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的宗教，早期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中，人性论、上帝论、基督论是三个重要支柱，人性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原罪”与“救赎”，而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奥古斯丁论证说，人类始祖犯下的罪是世代遗传下去的原罪，人的自由意志从此被罪恶所污染，因此罪恶成为人的本性。
加之中世纪的专制和黑暗，使人们对权力限制和监督的法治思想成为渐渐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意识。于是，到了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发表了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人性论》，他最伟大的一个观点是：政治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到此，人性为恶的假设彻底做实，然有必要说明的是，休谟跟很多政治家、思想家一样，他们本人并不相信人在本性上都是恶的，但他们却要假定进入政治生活的人可能成为无赖，这个假设的初衷是要确保政治生活中理性设计的制度能够让权力政客们的无赖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最小。
在休谟看来，人们显然不能依靠简单地改变人性，从而把人的罪恶动机变成善良的后果，所以人类社会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只能以消极的防御理念作为基本准则，通过强大的制约机制，使人们服从制度规则，达到私利与公利的统一。我没有完整地读过休谟的《人性论》，但不得不说，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讲出此等理念的人，大卫·休谟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此后，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宪法起草人之一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人性邪恶，不能总是用善良的愿望来看待之，要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主动。他甚至主张把“人性恶”直接作为制度存在和构架政府的政治哲学根据，而对汉密尔顿影响最大的大卫·休谟正是其一。
美国总统联邦宪法主要起草人詹姆斯·麦迪逊曾说，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
这句反问真是石破天惊。
人类世界发展至今，严苛讲，只有两种主义代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一种资本主义，一种封建主义。前者的进化还在继续，后者的变种目前还不好说。加之中国的哲学思想一半在先秦，而在人性的观点上也基本上在先秦就已讨论的差不多了，所以，这里就只讨论告子、孟子、荀子三人的人性观点。
孔子是不讲“人性”的，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之后有个叫告子的人，来向孟子谈人性，这位告子历史上鲜有记载，但是我们的历史大大低估了他的价值，虽然他一生思想的记载只言片语就记载《孟子·告子上》，但是他对人性的认识是超越时代，甚至超越他的雄辩对手孟子的。
在孟子与告子这场关于人性的千古论战中（主要见《孟子·告子上》），告子的观点基本如下：
1）天生的就是本性。人天生的即是人的本性。（生之谓性。）
2）食欲，性欲，就是人的本性。（食色，性也。这里特别强调，“食、色，性也”是告子的原话，绝非孔子所说，这种明显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事情在我国文化史上很多。）
3）人的本性好比湍急的水，在东边开个口就往东流，在西边开个口就往西流。人之本性是不分善与不善的，就像水流本来不分向东向西一样。？（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4）人性就如杞柳，仁义就似杯棬。非要将人的本性说成仁义，就像将杞柳编织成器皿，是扭曲。（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
孟子在人性的观点上，基本如下：
1）水虽然不分东西，但难道不分上下吗？人性向善，就如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没有一个人是不向善的，就像水没有不往低处流的。（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2）人若按其性情，是可以做到善的。若有人不善良，跟天生资质无关。每个人都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仁义礼智的善不该外部所强加给，而是从内而外所得如本来就有一样，最后成下意识。所以说，人性的善是，求就能得到，舍弃就失去的东西。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 失之。’）
荀子在人性的观点（主要见《荀子·性恶篇》），基本如下：
1）人之命在天，既然人是由天而生的，人天生的本性就是其人性，是没有加工纯自然的，而人天性的好恶、喜怒、哀乐就是人情。人性，是天造就的。（ 人之命在天。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
2）所以，人生来好色，好听，好利，好懒，这些都是人性本身的东西。饿了就想吃饱，冷了想暖和，累了想休息，这也是人性。但是，现在人们见了长辈不敢先吃而是先让，累了也不敢休息代长辈继续劳作，这些都是社会教育出来的，实则是违反人性也违背人情的。
（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
3）真正的人性是不可学，不可做出来的，而可通过学习教育，努力培养出来的人性就是伪。所以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的人性，在荀子看来就是一个是天生的属于自然属性的“性”，一个是教育的属于社会属性的“伪”，是有性伪之分的。这个“伪”哪里来？是圣人化性起伪，从礼仪法度中来的。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4）就因人生来好色好利好听好懒，世间才会有各种纷争嫉恨，也才会最后圣人们一个个想出各种礼仪法度来治理约束世人，所以，如果不正是因为人性是恶的，还用得着各种礼仪法度吗？也正是因为凡人本性偏恶才去做些好事，贫穷的贪欲想富有，丑陋的处心想变美，卑微的设法高贵，如果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那这个世道人们成天还夺这些干什么？荀子的结论，强调了无数遍的结论只有一个：人性是趋恶的，那些看起来善良的部分都是后天的行为。（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告子与孟子的千年争论，历来视为经典。告子的人性观点比较接近道家的观点，孟子的人性观点为道德上的仁义讲了个美丽童话，正因为人性向善，才有仁义治国的意义和可行性，荀子的人性观点为制度上的礼乐确定了秩序根本，正因为人性偏恶，才需要礼乐制度的意义和可行性。儒家孟荀，一个向左，讲仁义，一个向右，谈礼乐。题外话是，也正因为荀子人性偏恶的伟大思想，他才有可能培养得出先秦法家思想的两位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不过遗憾的是，韩李两人的法治都是基于君权的法治，与其说是法治，倒不如是权治。
中国后来的历史社会都笃信了孟子的人性向善论，甚至进一步变成了人性本善论，最后都对道德伦理看得过重，以致在法治上永远受限于道德。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乖张仁义，缺乏对法治、制度精神的敬畏，从确立孔孟儒家为社会主流思想开始时就已埋下种子。所以，我曾说，人性为恶假设，是人类社会发展以来迄今最伟大的一个假设，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东西方对人性的假设各执一边，资本主义才发展的相对更为健康，而东方人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的假设开始，法治社会才迟迟没有春天。
那么，是不是人性的善恶就真的决定了权力的基因属性呢？
当然不是。
2、 人性无善，生命无善
按照道家的哲学本义，人性是无分善与不善的。什么叫善，什么叫不善？在自然界，有善与不善这两种东西吗？善恶都是人为的，善恶本身套用荀子的一个用词来说，就是“伪”。简单的善不善，光界定就要界定半天，就如佛家界定什么是“善”一样。
所以，在我看来，告子跟荀子对于人性本源的理解上都是正确的，天生的就是它的属性，这是造物主给它的“性”。在“性”这个问题，只有它没有他，人性也不过如此，其从来就没有跟善恶相关过。讨论人性从讨论善恶开始就走入了一个死胡同。从严谨的西方哲学来看，自始自终，人性为恶也都是一个假设，从来没有成为定论。那么，天生的人性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人性是自私，不仅仅人性，只要是生命，其本性都是自私，跟善恶风马牛不相及。讨论人性，不能套上人类单一标准的属性用词，比如善或恶，贤或不肖，正或邪。生命的机理，必须要有个“我”的单元，没有“私”就没有“我”，而没有“我”，生命又何从开始？如果生命不是自私的，生命就不所谓生的命。人刚出生的婴儿最接近人最初的样子，最早的时候，有奶就是娘就是他的特点，生命的本原不自私，存续都成问题，还谈什么通俗意义上的人性？
饱暖思淫欲，人的需求也是一层跟着一层，永无止尽，这跟善恶并无关系，只跟他的欲望器官直接相关，这种“我”的自私是摆脱不了的理论上。但是，纯粹为了自我，人类也不可能生存，比如荀子就说过，人走不若马，力不若牛，所以人才要群。于是，人类社会的诞生，从一开始，就是天生柔弱的人类因为无法抵抗猛兽与残酷自然，因为自利而形成社会，再后，智慧生命吃饱喝足解决了生存问题后，逐渐才有了文明，文明的代表之一是产生了道德，而道德只关乎一个：让别人私。我的不再是我的，可以成为你的，这就是道德。从此以后，利人都是善的，自利总偏向恶的，于是人类将道德属性加到了“人性”身上，而本来的人性就发生了变化，逐渐变成了现代通俗意义上的“人性”，而这个人性实则只是荀子所说的“伪”：人为。
但这里又出来了一个大问题，自私是分两种的：一种是自己私自己的，一种是不仅私自己的，还要私别人的。前者无论低级动物还是高级动物都是一样的，无可非议，后者就不一样了，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智慧型生命，文明到了一定阶段，道德产生后，抢掠侵吞别人东西就成了恶，就不允许。
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道德在生存面前永远的软弱无力。当一个部落跟部落，因为食物，水源，草场等等产生生死竞争，道德压根就不是什么事情，合情合理的战争一旦发生，后一种自私也就变成了天经地义。一样的推演，在原始部落或村寨，家庭和家庭之间，家族和家族之间，也一定有过无数的彼此侵吞的过程，孱弱的被吞并成为奴隶，实力均衡的就成了对峙，一家独大的最后自然就成了部落领袖。即使出现过大同社会，一开始没有侵吞，在我第七十五章注释的独裁社会诞生的推演过程中，虽然利他最早的动机也是因为利我，但是后来发现利他久了，越来越不能利我，于是就开始了采取种种利我的措施，措施一旦启动，有一个东西就呱呱坠地，这就是权力。权力一旦产生，归根的目的还是要私别人的东西，无论是财富，时间，身体等等一切可以为自利的东西。
不管哪种推演，权力都是怎么产生的？因自私而引发的自利产生的。所以，权力的基因属性，无他，就是自利。于是，权力跟善恶也从无关系，人性本源于自私，权力只关乎自利。
经过以上种种的陈述铺垫，到了这里才真正说到民与政府关系的实质。民为什么需要政府？因为没有政府，趋于个体的自私趋利，社会永无宁日，如果需要平衡，不管是独裁还是民主，有政府有管理总是更加自利的行为。那么如何会有政府？交出权力给一小群人，委托管理。他们凭什么会做？权力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自利性。这基本上就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民与政府关系的权力委托逻辑。
中国封建社会的民与政府关系演变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家族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私自利，通过一撮能干的帮凶鼓捣一群相对愚昧的人发动战争获得权力，通过权力杠杆不断掠取更大群人的利益，多数人成为拥有权力者手上的活血库，在吸干和吸爽之间不断动态追求一个平衡，而当有笨蛋逐步破坏了这个平衡，总会又有新的一撮人冒出来争夺这个权力，新的轮回于是绵绵无绝期。
差别就在这里了。我们政府手上的权力本身就是自己抢夺而来，那么很简单，我凭什么要受到约束？民的诉求自然就会变得卑微，江山是你打的，政府是你建的，我只要保证我被剥夺的自利少一些就可以，能加入你们分得一杯权力的羹，那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这也解释了第一小节，中国平民底线与政府底线为何如此的背后原因。
3、 权力为恶，大道为恶
既然权力的属性是自利，按现代的道德观念，一味自利的东西总是偏恶的，那么权力就变成了一种恶的东西。所以，西方社会与其是假设人性为恶，实质更本源的逻辑是假设了自私为恶。自私为恶，那么自利的权力当然也为恶了。权力为恶，那么不管该权力是不是人们所赋予的，人们都要想办法去约束这种权力，于是又产生了约束权力的权力，形成了以恶制恶。假设的循环是可以成立的。
再看东方社会的假设，人性本善，实则本源的逻辑是假设了自私为善，自私为善，那么自利的权力当然也为善了。权力既然是善的，那么赋予该权力的人也没必要来约束了，如果该权力还是人家自己打天下争取来的，那么更理所当然的善，于是人们压根就没想着去约束这种权力，加上统治者都套上“天子”的概念，君主更是天赋至善了。由此，中国的社会都是单向的权力社会，权力是失控的，失控的结果当然是权力至上，人人梦想有权力，成王败寇理所当然，以权力为中心的官本位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也就变为必然。人性本善的假设是一个单线程，美丽的童话就是这样诞生的。
讲原罪的社会，讲人性为恶的社会成了最守规矩的社会，最有“道德”的社会。讲仁义的社会，讲人性本善的社会成了最不守规矩的社会，最没道德的社会。权力与权力的对抗，最后权力彼此化成了权利，权利衍变成了法治；权力任意的释放，最后权力就成了独裁，独裁又何来真正的法治？
事实上，如果假设自私为恶，自利为恶，权力为恶，人性为恶，那么有一个东西也必然是“恶”的，那就是“道”。道怎么会也是恶的呢？
请允许我再追溯到第2小节，关于人性本私的讨论，在这里我将用人性本私做出三个推论，层层推到大道为私。
生命是有爱的，什么是爱？我认为就是不顾及回报，无偿的付出就是爱。
母爱父爱是人类公认最伟大的爱，他们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子女操劳，付出，绝少计较回报，但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因为子女是“我”的骨肉，“我”的精血，是“我”，“我”，“我”的延续，才会有如此深沉而厚重的爱，其无私来源于有私。男女之爱，兄弟之爱，师生之爱，一切之爱，看似都不顾及回报，却也是源于有私的无私，“我”的另一半，“我”的兄弟，“我”的恩师，“我”的……
“我”执越重 ，“我”爱愈深；“我”私越过，“我”爱愈沉。
真正的爱是无私的，不计较回报，而我上面已提及，所谓人类文明诞生以来的道德也就是：我的可以成为你的，让别人私。所以，“爱”跟道德其实是同一个事情，与其说是道德，倒不如说是“爱”的道德。
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这个责任法律约定不约定，都是存在的，因为他们有爱；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个义务也是永恒存在的，因为他们有爱。尊老爱幼，让座让吃让路，路人互助，都是有“爱”。这种爱，“我”执不重不过，看似轻描淡写，但因为有无私让人私的举动，都属于“爱”的范畴。由此，我们说的战争，战争的起源就是来自人类自私自利驱动的侵夺，为了生存，在生存的自私面前，战争双方哪一方对自己来说都是因为“爱”，己方的道德永远信言凿凿，但对对方，道德都是不堪一击。
所有道德，当一个人认为一件事物一个人“我喜欢”，“我愿意”，从有意识无意识的有私出发，做出无私的事情，皆是有爱。大爱小爱，不管什么样的爱，“道德”这东西跟文明也丝毫无关，甚至根本不用去找，如果人类“爱”不消亡，“道德”亦不会消亡。“爱”会消亡吗？“我”会没有我吗？
“我想说，人类根本不曾立法。”柏拉图《法律篇》。我想说，人类根本不曾立德。
《道德经》不讲道德，只讲道。那为何会有德？德，即是得，所谓道德经，也就是道得经，道是关于得的道，用道如何得，人为什么要得，地为什么要得，天为什么要得，道为什么要得，自然为什么要得？因为有“我”，人有“我”，地有“我”，天有“我”，道有“我”，自然也有“我”，无“我”不得，无“私”亦不得。
人类的各项器官运转必须要“得”，贪嗔痴是其欲望器官“得”的表现，“我”的表现；大地的万千水土运转必须要“得”，沧海桑田是其物理变化“得”的表现，“我”的表现；上天的气候变迁必须要“得”，风雷雨雪是其能量转换“得”的表现，“我”的表现。
正因为所有的“我”彼此取私才要让私，正因为得所以要给。所有不争，不私，不得，是为了恰当的“得”，如果无得，那就是无我，世界无我就不存在世界。所以，只有有得的世界才是有德的世界，才是“我”的世界，才是现实存在的世界。
正因为这种“恶”，世界才能一直如此循环往复的存在，“恶”是关于守恒，关于循环，关于轮回。讲道，必讲我，而学佛，必脱我，一个乐于身在轮回，一个喜于超脱轮回。
在婆娑世界，超“我”的世界，如何摆脱我执我相，那就是非凡人所追求的了。而在现实世界，在讲“我”的世界，凡人只能讲“恶”，利用好“恶”，还要各行其“恶”， 就如父母怎么爱孩子，“恶”孩子基本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其他人任何越俎代庖总是“恶”得不合适。这也就是老子说“是谓代大匠斫”，而“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